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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31楼蛇吞象于063030p://6b.2008-11-27T18:38:35+00:00063811pm发表的 :
就奢侈品贸易而言,满清、还有大明，可是非常对外开放的。
最近在新浪读书看到几篇文章，感觉挺有意思的；顺便发到这里来：
海禁不等于闭关锁国说到明朝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是一种愚昧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原因，就会发现这个政策是有它特指的对象的，而非简单的全面闭关锁国。明朝海禁政策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日本海盗，后来被称为倭寇。
关于倭寇出现的年代，有几种说法。如果纯粹从这个词语来说，早在公元5世纪，这个词汇就出现了。后来，倭寇所指称的对象一直有所变化，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它基本上是指太平洋西岸地区的海盗，这些海盗或者以日本人为主，或者以日本为基地。我们现在说的倭寇是指明朝期间危害严重的那个时期。一般来说，倭寇从元朝开始侵扰中国沿海，到16世纪被剿灭殆尽，真正到了17世纪才彻底消失，其对中国危害最烈的时期前后跨越大约为300年左右。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倭寇的猖獗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结果，由此证明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的危害。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简单化，倭寇的猖獗确实与海禁有关，但是不能简单归之为海禁的结果，而是互为因果。在元代以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都不错，文化交流和相互贸易都很多。因此，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基本上没有倭寇一说。但是在宋朝时期的朝鲜，倭寇就与海禁一起出现了。那个时候的朝鲜曾经下令，禁止國Ｍ与日本交易，其中，对于某些特殊交易的禁令非常严厉。宋朝是中国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火药、印刷术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火药和印刷术很快就传到了朝鲜，但是，朝鲜为了防备日本，严禁火药技术外传，一旦有向日本人传授火药技术的，要被处以死刑。这条禁令颇为类似后来明朝的海禁禁令，当时明朝曾明确罗列禁止交易的物品名单，其中包括铁货、牛马、军器等物资，这种禁令明显是针對日本的。因此，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包括朝鲜在内的海禁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的海盗。
日本是一个岛国，物资贫乏，长期以来文化也比较落后。在很长一段时期，更加靠近中国的朝鲜，比日本发达得多，朝鲜人在那个时候，把日本看成是野蛮人。日本的岛国特点，使得他们极为需要对外贸易。当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朝贡贸易大致可以满足日本上层社会的需求。但是，由于对中国的贸易获利巨大，日本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与中国的民间走私贸易。由于日本开化较晚，素质较差，从事走私贸易的人经常行为不检，成为骚扰中国沿海的海盗。
唐宋时期，中日关系比较好。转折点发生在元朝征服日本的战争。忽必烈听信了朝鲜人的建议，两次发兵攻打日本，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战争的敌对关系，敌对国之间的官方和民间贸易一律都被禁止。对于元朝如此，对于日本同样如此。但是，庞大的元朝损失一个對日本这样落后小国的贸易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失去了中国的贸易，则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元朝开始，日本的民间走私行为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支持的海盗，中国的史书也开始出现倭寇的记载。也许是仰仗着战胜忽必烈军队的战绩，日本商人甚至驾驶武装船只来到中国，要求元朝政Ｆ开放贸易。元朝政Ｆ吸取了战败的教训，不愿再与日本人开战，便采取了海禁措施。虽然元朝期间，元朝政Ｆ也短暂开放过對日本的贸易，但是，由于日本商人的商业行为与海盗行为难以区分，史称“皆奸利小民”，因此，整个元朝的大多数时间，中日贸易基本断绝。倭寇的海盗行为就是从这时开始真正危害中国沿海地区。
明朝政Ｆ成立后，最初的主要威胁是逃窜的蒙古贵族，明朝政Ｆ便试图与日本开始建立良好的关系。由于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内乱，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Ｆ对其割据势力进行有效控制，海盗行为难以遏止，明朝政Ｆ便不得不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是，只要日本政Ｆ稍稍稳定，明朝便立即与之展开了朝贡贸易，按照朝贡贸易的惯例，明朝规定了日本朝贡使团来华的次数、人数、船数。但是，做惯海盗的日本商人甚至身为代表日本政Ｆ的朝贡使团，在中国的行为也极其不检，坑蒙拐骗不说，还在中国多次杀人行凶。明朝政Ｆ不得不對日本进行惩罚。
明朝的惩罚手段有很有意思，日本刀是向中国输入的主要商品之一。日本刀当时在日本每把的价格在800-4000文之间，中国政Ｆ收购的价格在6000-10000文之间，因此，朝贡贸易等于是给日本送钱。但是，日本朝贡使团屡屡在中国作奸犯科，在朝贡贸易赚明朝政Ｆ钱的同时，海盗走私也大量输入日本刀，因此，明朝政Ｆ對日本的惩罚措施之一就是，在一次朝贡贸易中，以300文的价格收购朝贡使团的日本刀。史料指出，由于当时日本中央政Ｆ的软弱无能，地方军阀封建割据，朝贡使团的人员大多都是不择手段赚钱的奸佞小人，加上對日本的朝贡贸易并没有减少海盗行为，明朝政Ｆ最终不得不停止對日本的朝贡贸易，并加强了海禁措施，以示最终的惩罚。倭寇也就因此越来越猖獗。
明朝时期，中国政Ｆ曾经多次要求日本管辖和控制海盗。当日本的中央政Ｆ还比较强大的时候，中国政Ｆ的这种外交交涉一般还能发挥作用，但是，当日本中央政Ｆ软弱的时候，日本根本无法控制各地自发的海盗。明朝倭寇最猖獗的时候，其实正是日本最为混乱的战国时期。即便在明朝政Ｆ与倭寇的激烈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明朝政Ｆ还是允许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基地，而且，倭寇一旦被清剿干净，明朝政Ｆ立即开放了海禁。因此，中国的海禁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闭关锁国，而应该是针對日本海盗的特殊措施。
宋朝时期朝鲜的海禁，丝毫不影响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元朝的海禁也不影响与阿拉伯人的交易。即便朱元璋颁布了海禁的命令，朱元璋的儿子朱棣还是派出了历史上最大的贸易船队，郑和下西洋就是对外贸易以及保护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当然，明朝对外贸易站在朝廷的立场上，更希望是由朝廷专控的朝贡贸易，但是，朝贡贸易主要是一种政治手段，它并不能阻止民间自发的对外贸易。而严厉海禁的对象其实针对的都是日本海盗。
清朝海禁与对外贸易 近一百年来，有一个观点被很多人不断重复，这种观点认为，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最终毁掉了自己，也让中国落入了深渊。从现象来看，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就会有另外一种收获。
清朝是不是闭关锁国，还要看“闭关锁国”如何定义。如果从海外贸易来看，我们无法得出清朝是闭关锁国的结论。清朝的确实行过海禁政策，但是，把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年份相加一下，就会发现，清朝海禁的年份总计不过39年。而且，这些年份都在清朝初期，目的是为了防止明朝势力的卷土重来。
前文曾经说到，郑芝龙在明朝末期形成了强大的海上力量。明朝灭亡后，虽然郑芝龙转而归顺了清政Ｆ，但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依然效忠明朝。而且，郑氏集团的实力主要掌握在年富力强的郑成功手中。清朝初期，清政Ｆ几乎没有任何海军力量，为了防范郑氏集团帮助明朝势力死灰复燃，清朝政Ｆ便采取了海禁政策，目的是避免沿海居民资助郑成功。郑成功为了获得稳固的根据地，便打跑了Ｔ灣岛上的荷兰人，可见郑成功当时的实力有多强。而且，清朝累计39年的海禁，也不是彻底禁绝，例如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前期（1717—1727年）的10年海禁中，清政Ｆ规定：“内地商船，东洋（日本）行走犹可，……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清朝解决了Ｔ灣问题后，再也没有实行过海禁。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政Ｆ规定的通商口岸有4个，这4个口岸可以理解为有政Ｆ设立海关的口岸。但是，实际上与海外通商的口岸超过100个，只不过政Ｆ还没有设立正式的海关而已。乾隆年间（1757年），由于一个英国商人的捣乱，乾隆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个海关的对外贸易，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这一规定最多只是给外国商人造成一些不方便而已，并没有影响贸易额。相反，即便只有广州一个口岸，海外贸易额依然大幅上升。而且，只留广州一个海关，主要是针对欧洲商人的来华贸易，对于南洋贸易，并不受此局限。
我们看几个数据。从康熙24年（1685年）到乾隆只留下广州一个口岸的1757年，72年间，到中国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乾隆关闭三个口岸（被视为闭关锁国的证据）后，从1758年至1838年鸦片战争前夕，80年间，到达广州海关贸易的商船共5107艘，是开放4个口岸年代的16倍。从管理效率来说，4个口岸开放时，每个口岸每年平均只有1艘西方商船靠岸。只留1个广州口岸时，每年平均靠岸64艘西方商船，效率明显大大提高，海关管理成本大大降低，何乐而不为？
更有意思的是，到达广州口岸的外国商船中，英国船最多，平均占总数的70-80%。也就是说，英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指责中国闭关锁国最凶的就是英国，用武力打破中国大门的也是英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再看一组数据。4个海关同时开放的72年期间，总贸易额约为4亿两白银。1个海关开放的80年期间（鸦片战争之前），总贸易额约为42亿两白银。也就是说，贸易额增长10倍以上。1830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各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由此，我们丝毫不能得出清朝是“闭关锁国”的结论。
那么，在英国下议院得出结论说广州做生意最方便的10年之后，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英国人为何要向中国动武呢？原因很简单，决不是因为中国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中国总是赚钱。中国自从同西方直接开展贸易以来，到鸦片战争之前，一直都是顺差。
按照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的需求不大。比方说，当年有一个英国人听说几亿中国人吃饭都用两根棍子，而不用刀叉，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机会，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副刀叉，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一笔生意啊！但是，中国人就是喜欢用便宜的筷子，不愿用昂贵的刀叉。相反，欧洲人却大量需求中国的商品。贸易是一个交换的行为，如果欧洲人对中国商品的需要，超过了中国人对欧洲商品的需要，欧洲拿什么来交换呢？只有黄金和白银。因此，当年往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商船，离开中国时，装的是满满的货物，来到中国时，一半的商船只能装黄金和白银。
在那个年代，中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欧洲的黄金、白银（也不全是欧洲的，很多是他们抢来的）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为了抵消这种贸易逆差，欧洲人不得不用卑鄙的鸦片走私来平衡。但是，走私毕竟数量有限，还要冒风险，于是，英国人找了一个荒唐的借口，开始向中国动武。而这个借口的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中国“闭关锁国”。因此，“清朝政Ｆ闭关锁国”的结论是英国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而寻找的借口。中国人也跟着这么说，等于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在帮着数钱。
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的鸦片贸易，用最快的速度，用罪恶的手段平衡贸易逆差。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英国自己的法律不允许本国的鸦片贸易，也不允许殖民地的鸦片贸易。其次，就是破坏中国的经济，使得中国的商品不可能同英国商品竞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暂不多说。再其次就是垄断中国的海关，中国的海关变成英国人的天下。从此以后，中国迅速变成一穷二白。
我们今天总结历史教训说，落后就要挨打，并不等于说打人就是对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并没有闭关锁国，仅仅只是中国制定的贸易和经济政策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英国人赚钱而已。站在本国和本民族的立场，我们为何要指责清朝政Ｆ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呢？如果说当年清朝政Ｆ的对外贸易政策是闭关锁国，那么，英国人自己同样也可以算是闭关锁国。举两个例子。
荷兰是英国之前崛起的大国，主要从事全世界的贸易中介，有“世界海上搬运夫”的称号。为了从商业上打败荷兰人，英国的《航海法》规定，运输货物进入英国的船只，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输出国的船只，荷兰中间商的地位顿时失去。美国当年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像英国人一样爱喝中国茶。英国规定，运往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只能由英国垄断，这成为美国Ｚ反、独立的导火线。这两个例子说明，英国当年自己制定的贸易政策也都是偏向对自己有利的。那么，当中国人制定的贸易政策对中国有利，对英国不利时，英国人凭什么指责中国“闭关锁国”呢？这只是一个强盗的逻辑。顺边说一下，英国人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对中国的贸易也是逆差，之所以英国最终采取了武力手段，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变成了工业化国家，此为题外话，此处不多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清朝好比是一个家，家里的主人对于外人的到访有自己的规矩，但并没有不允许外人来访。只是主人希望自己家的大门由自己掌控。但是，强盗们看到这个家里有很多财宝，便借口说这家人不让他进去，于是动武。不光砸碎了门，而且把墙都拆了，最终把这家人抢个精光。抢完之后还说这家人太落后。然后，还有一些这家人的后代附和着强盗说：为什么不早一点让强盗进来！可怜世界上没有正义的警察，即使当年有英国那样的世界警察，也是警匪一家。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从世界工业革Ｍ开始，摔了一个大跟头。从此以后，中国一夜之间变得贫穷了，中国变得落后了，中国被西方洗劫了。但这决不是闭关锁国的结果，闭关锁国是西方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中国的错误在于，当年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打交道的对手是一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强盗。中国没有深刻认识到，对付这些强盗必须换一种方法，而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强盗就是正确。明天接着说闭关锁国的问题。
闭关锁国论的谬误“闭关锁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它没有精确的定义，简单来说，它的意思就是指没有按照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的意愿全面开放市场，以及拒绝西方世界其他东西，诸如传教之类的进入。换个角度说，所谓“闭关锁国”的真正含义仅仅是不希望西方列强破坏本国的经济体系，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倾销工业产品而已。
按照当今世界WTO的贸易规则，开放应该是互相的，对等的。这可能就是“闭关锁国”成为被谴责的理由。因为，当初中国和西方之间，表面上看，中国的出口多，进口少，被人指责为中国不买西方的工业产品。要知道，欧洲的重商Ｚ義就是这样的理论。但是，清朝时期东西方贸易的这种差距是双方不同经济体系造成的，而并不是像欧洲重商Ｚ義那样人为设置的。例如，当时英国最大宗商品之一是棉布。对于这些产品，中国自己有很多规模不大的手工业，遍布全国各地。因此，中国并不缺乏此类商品。所以，清朝当时情愿进口棉花，而不需要进口棉布。而且，中国手工业、作坊式的棉布成本比英国机器织造的棉布要高，花色品种也少，如果大量进口英国棉布，大批的中国人就要失业。因此，我们看到现代WTO体系的另外一个规则，为了保证公平，在双方实力差距明显的时候，互相开放要给弱者一个适应调整期。从这个良好的意义上说，英国当初强迫中国彻底开放市场，根本没有遵循今天的世界贸易规则，这也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迅速陷入贫穷和動亂的原因。
上面这段文字，只是我们站在21世纪的立场，对于鸦片战争一种善意的解释和遗憾。事实上，在150年前，我们根本不能指望西方列强会有这种21世纪的善意和公平。在那个年代出现的“闭关锁国论”，仅仅只是西方为自己的经济侵略寻找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后来被一些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带回了国内，成为不顾事实、鹦鹉学舌的结论，同时也成为思想殖民化的一个典型象征。
前文已经讨论过，中国并没有“闭关锁国”。暂且把这个争论放一边，就算按照西方观点，清朝时期的中国符合他们所说的“闭关锁国”的标准，那么，要证明“闭关锁国”一定造成落后，是否可以从反方向证明：按照西方的要求全面开放就会先进？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年代，亚洲国家中，符合西方“闭关锁国”标准的主要国家大概只有两个，中国和日本。其他国家统统符合西方全面开放的标准。那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几乎全部都是西方的殖民地。
在鸦片战争发生将近一百年后，印度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名叫甘地。甘地在英国完成学业，最终走上非ＢＬ反抗英国的道路。甘地最著名的形象就是光着上身亲自用手摇纺机织布。为什么甘地要这么做？印度的棉花举世闻名，中国最早的棉花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但是，自从英国工业革Ｍ之后，英国的机器纺织彻底摧毁了印度的纺织业，殖民地印度一方面只能为英国的棉纺机器提供廉价原料，另一方面，英国棉布再大量返销印度，殖民地成为宗主国垄断的工业产品倾销市场。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印度人种植了全世界最多最好的棉花，却穷得穿不起用自己的棉花织成的英国棉布。从所谓生产形态上说，甘地在全国提倡印度人穿自己手工纺织的棉布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甘地的这种倒退，这种类似“闭关锁国”的政策，是让印度人民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从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来，所有按照西方标准被迫全面开放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从美洲到亚洲，到非洲，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几乎无一幸免，都成为西方奴役的对象。因此，西方指责非西方国家“闭关锁国”是因为他们没有从这些国家得到期望中的好处，而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全面开放，这些国家就立即成为他们的殖民地，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历史真实。
所以，“闭关锁国论”是西方为他们当年不道德行径的一种辩解。与之相配套的还有殖民有功论，社会达尔文Ｚ義等危险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理论把弱肉强食变成天经地义的真理，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原则统统被践踏。
直到21世纪的今天，有些中国学者还在重复着“闭关锁国”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这种观点。这些学者明知从贸易上“闭关锁国”说不过去，只好强辩说，闭关锁国是指不接受外来制度、文化、科技、军事。这种说法只是一厢情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向哪个殖民地国家输出过他们“先进的”、“文明的”制度？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重点就是反抗愚昧、野蛮的宗教统治。但是，在那个年代，西方向所有“落后”国家首要输出的文化和制度，正是被他们自己视为愚昧统治的宗教。直到今天，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军事都依然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实行封锁。换句话说，你想当一个好学生，他并不真心要收你。
当今的世界多少还显得有一点点公平，落后国家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点公平的机会，这完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结果。因为，通过两次差点毁灭自身和人类的世界大战，西方不得不羞答答地承认，自发现新大陆以来500年间，他们的很多做法确实是错了，不光是错了，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试图改变自己曾经的严重错误。因此，当今中国能够在开放的政策下获得巨大的成功，关键之一在于，世界的外部环境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有按照西方意愿的全面开放，等于就是送给西方做奴隶，如果你不愿意，那你就是闭关锁国，西方就有了打你的正当理由，然后逼着你做奴隶。
在20世纪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非西方国家靠改变自身，向西方学习，变成了世界强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特例，它从严格的封建制度出发，突然启动，短短几十年，不光摆脱了被殖民的可能，还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这个特例为何会出现？如何看待日本的明治维新？
明朝对外开放的成果明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与海洋有关的政策，不能简单理解为闭关锁国。而是开放与防御的结合。海禁政策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一下明朝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
首先，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与之对应的开放政策，造就了领先世界的郑和船队。郑和船队当年扮演了世界海上警察的角色，同时带来各个国家间很多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其影响延续至今。
其次，明朝中期強硬的海禁政策，虽然对沿海居民的生活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最终规范了对外贸易的准则，维护了海上贸易秩序。中国此后在海外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与这一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海禁政策成功之后，明代后期，诞生了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枭雄，足以威慑无法无天的欧洲老列强。（不知道郑芝龙、郑成功与郑和有没有血缘关系。）17世纪郑芝龙势力最为强大的时候，荷兰人每年向郑芝龙缴纳12万法郎，才能保证东印度公司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郑芝龙船队的旗帜，在西太平洋畅通无阻，使得当时的欧洲列强不得不放弃垄断对中国贸易的念头（他们在印度、锡兰、马六甲、菲律宾、印尼等地就是这么做的），而郑芝龙的霸主地位与明朝政Ｆ的扶持是有必然联系的。同时，明朝后期的开放政策后来还间接导致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收复Ｔ灣，避免了Ｔ灣成为东南亚一样的殖民地。
第四，明朝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大批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产品都是在明朝引进的。例如，玉米、甘薯、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等。也有专家指出，花生、葵花、烟草等植物中国很早就有，但是这些植物成为大宗经济作物都是在明朝引进美洲品种之后。这些农作物的普及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产量，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也由此引起，而人口的增长是资本Ｚ義经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朝的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政策对中国所形成的长远的益处。
第五，明朝后期的开放政策，出现了一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与后来中国对于西方传教活动失去主导地位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对于中国来说，一批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非常及时地来到中国，例如，徐光启的望远镜只比伽利略晚了20年，开普勒的天文学著作在欧洲刚出版，便给中国寄来了一本。与此同时，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的文化、制度、典籍等等，成为欧洲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中国的器物也成为当时欧洲的时尚。
总而言之，明朝并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明朝政Ｆ的海禁政策只是为了更好的开放。如果我们把海禁政策中只言片语拿出来，当成是中国自我封闭的证据，只会对历史造成误解。明天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