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在1618年至1619年(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是明朝政Ｆ与后金军事政权的第一场大战。萨尔浒之战本由明方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然而该役竟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役之后明朝对后金之战略态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帝国于东北地区的藩篱逐渐丧失，日后虽调兵谴将、征加粮饷却再也无法获得对后金的战略主动权，并直至王朝覆灭。
前線军事论坛6呢http://www.qxwar.com/ 关键词：明清；万历皇帝；努尔哈赤；辽东；萨尔浒
前线軍事社区3呢http://www.qxwar.com/ I 缘起
前线軍事论坛8今http://www.qxwar.com/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并作为脱离明朝统治另外成立新的国家政权的标志。早在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就已经击溃了女真叶赫部的进攻，扩大了他在辽东地区的地盘，成为在辽河流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明实录》记载，再此之前的1587年时任辽东巡抚顾养谦曾提议对其加以征剿以免养虎遗患，在承上奏疏中他颇为担忧的表示：“奴儿哈赤者，建州黠酋也。骁骑已盈数千，乃曰奄奄垂毙。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1]，但监察御史王缄与其意见相左，建议抚之，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后来部分言官竟参劾顾养谦，称其“贪功徼赏”，再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可以说，后来努尔哈赤之所以可能起兵叛明，实在是得意于明朝内部官员的政治争端。
前线军事论坛4吧http://www.qxwar.com/ 努尔哈赤曾于1590、1593、1615年数次来北京纳贡，在此期间他已经看出明帝国的虚弱，并极力收集明帝国之军事信息为将来所用。时至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除了叶赫和海西外，努尔哈赤已并吞了几乎所有其他女真族部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4月13日[2]，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向明帝国宣战。4月14日后金军攻陷抚顺，俘虏明朝守将李永芳。之后，辽东镇总兵张承胤率军前去增援，却被后金主力部队全歼。至此明金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
事已至此，努尔哈赤却宣称其仍希望与明方和平谈判，但其所提诸如封以疆土、赐赏贡品等要求，实令明方所不能接受。抚顺失陷之后，辽东巡抚李维翰、蓟辽总督汪可受相继向朝廷告急，调兵请饷的奏疏纷纷送进紫禁城[3]。此时的明朝在位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后即向兵部指示“狡虏计陷边城，一切放剿事宜行该地方相机处置，军饷着上紧给发。其调发应援，该部便酌议其奏”[4]，尽管万历皇帝敏感的判断出危险所在，但明廷内部却受困于官员派系党争，既急于将努尔哈赤击败以避免指责和弹劾，又对此次辽东战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终于埋下日后失败之祸根。
前線军事社区6好http://www.qxwar.com/ II 战前明军之战略企图
前线軍事論壇8也http://www.qxwar.com/ 抚顺陷落之后，明廷虽举朝大骇，但总算随即拿出了对策，尤其是万历帝更是明确认为“奴酋”（对努尔哈赤蔑称）应“务期歼灭，以奠封疆”，遂下旨“大举进剿”。在随后数月之间，明朝政Ｆ任命总兵杜松驻守山海关，并且命令蓟辽总督汪可受先期率兵出关，直抵广宁；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兼辽东巡抚，革职查办懦弱无能的李维翰。显然，朝廷想把战略反攻的希望寄托在杨镐身上，并赏赐其尚方宝剑，对于不听调度的总兵以下军官，可以军法从事，先斩后奏。
前线軍事論坛5小http://www.qxwar.com/ 但与此同时，财政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在明代，国库称之为太仓，万历年间，其一般性的年收入是折色400余万两[5]。这个数字对于朝廷来说，实在是偏低，如果稍遇战事，正常岁入决不能抵补这种巨大开销。而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期间所积聚的国库储备，也早已在之前的万历三大征中全部耗尽。兵部尚书薛三才在其请饷奏疏中曾请求万历帝“大发帑金，听抚镇自募”[6]。万历帝不准，尽管此时他的内帑中还存有数百万两银子。后虽经过协商，其也只为这次战役出了10万两银子。如此之数目，自然杯水车薪，无奈之下经户部尚书建议：加征除贵州外及于全国田土，概在正赋外，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预计可得银200万两。仍由各地库房将现存款项扫数解饷司，以后征得垫补[7]。万历帝准奏后随即实施，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辽饷加派。
前線军事論壇6你http://www.qxwar.com/ 实际上，明朝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是财政之崩溃，而不是所谓横征暴敛，即使是笔者文中所叙“辽饷”也不过是“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按照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四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8]。所以，明廷后期所面对最大问题无非于财政之拮，并一直贯穿于之后的天启、崇祯两朝，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但由于此话题并非本文叙述重点故不做详谈。
前线軍事论壇9小http://www.qxwar.com/ 统帅就位，粮饷准备完毕之后，明朝即刻从全国各地聚集兵力，准备讨伐。
前線军事论坛7吗http://www.qxwar.com/ 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究竟投入多少兵员，迄今仍是一个谜。战前明军兵力虽号称47万[9]，但实际兵力还要小得多。按照时任明朝兵部尚书黄嘉善的说法，至1618年底(明万历四十六年年)辽东所有官兵共算20万人。但实际上这个数字也不可靠，辽东部队编制自17世纪之后从未能如额补充，黄嘉善所言20万人是指辽东镇原额9万再加上由关内新调的11万补充兵力，而新调入关外兵力也多是虚额，所以明军兵力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至明军杜松、马林等部溃败之后，杨镐却又声称此次明军兵力仅七万余[10]，这显然是战役失败之后杨镐的自掩推脱之词。后来曾担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的说法是：四路之师，除朝鲜援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11]。从后来战事之情形上分析，这个说法似乎更为可靠。除此之外，朝鲜应明朝之要求，派元帅姜弘立领三营兵马共约1万3千人的援助，还有另一支女真部族叶赫的支援部队1万余人。故据笔者推定，明军兵力规模至多在8万人上下，算上朝鲜、叶赫的支援部队约合为10万人左右，远不可能达到20万人的数字。因此虽然战役中明方拥有总体的兵力优势，但即使是这种优势也被后来明军的分路合击以及后金的集中兵力所打破。
日后，清朝方面文献记载也是矛盾诸多，如《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杨镐以二十万兵，号四十七万”[12]，而《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却又说“（明军）以二十七万兵，号称四十七万”[13]。实际上，清方的记载也多是借蓄意夸张明方兵数，以反衬己方统帅之英明神武，故也不可靠。事实上，清人对明军兵力规模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明军各路兵力的分配，他们说杜松一路六万，李如柏一路六万，马林一路四万，刘綎一路四万。这可以证明杜松、李如柏两路为主力，兵数相等[1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明军士兵多数即从关外征调，千里裹粮，先已尽极劳惫，又正值东北早春严寒，士兵多不适应，士气不振，由此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而与其相反的是，后金军却可以以逸待劳，占尽天时地利。
这之后，杨镐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等商议策略，并制定出了进攻战略。
明军自北至南兵分四路，从四个方面攻向赫图阿拉（后金都城），分进合击将敌人聚而歼之。四路的阵容及主将配备如下：
西路为主攻方向，兵力最盛，有约2万5千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下辖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为其左右，都司参游有刘遇节、龚念遂、王诰等人，又以分巡兵备副使张铨监军。按规定，此路将从抚顺出关入西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为侧击方向，兵力略弱于杜松部，但也在2万人之上[15]，其合北关女真叶赫部派。由开原总兵马林统帅，下辖开原管副总兵事游击麻岩、管铁岭游击事都司郑国良、管海州参将事游击丁碧、原任游击葛世凤、管新兵右营原任游击赵启桢、中营参将李应选、原任守备江万春以开原兵备道佥事潘宗颜监督，岫岩通判董尔砺赞理。北关女真叶赫部派出的兵与此路分道并进，且以庆云管游击事都司窦永澄监之。此路从靖安堡出击，入浑河上游地区，进攻赫图阿拉的北面。
东路为诱敌之师，故兵力最弱，虽号称3万，但实际兵力可能只有2万上下[16]。以辽阳总兵刘綎为主将，管宽甸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六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兵营备御周翼明等隶之。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监督，以同知黄宗周赞理。朝鲜援军在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领下参加此路，分路并进，并监之以管镇江游击事都司乔一琦。此路从凉马佃出边，从东面攻赫图阿拉。
南路[17]也为主攻方向，兵力与杜松部相等，有约2万5千人。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以管辽阳副总兵事参将贺世贤、职标下左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张应昌、管义州参将事副总兵李怀忠、总镇坐营游击戴光裕、总镇左翼营游击王平、总镇右翼营管游击事都司冯应魁、武靖营游击尤世功、西平备御徐成名、加衔都司李克泰、原任游击吴贡卿、于守志、张昌胤等隶之。以分守兵备参议阎鸣泰监督，推官郑之范赞理。按计划，此路应从鸦鹘关出边，进攻赫图阿拉的南面。
杨镐本人坐镇沈阳，其他后方重镇诸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四路大军，会攻赫图阿拉，似乎声势浩大，排山倒海，胜利在握。但从军事战略方面来看，杨镐之战略计划实在鲜有成功之希望。明军虽有一明确目标---赫图阿拉，但却未明确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辅助的作战计划；虽分兵四路却又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又过于广阔，故协同作战根本不可能；再者，统帅杨镐竟未遣派任何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且战略目标太过明显，又使明军战略性机动失去了灵活性，不能在实施在一个局部地域进攻而同时威胁到几个目标。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明军此行势必凶多吉少。
III 后金军之对策
与明军传统的“垛集军”[18]不同，后金军队所施行的是一套八旗牛录制。所谓八旗实际上既是努尔哈赤于1615年建成的军政合一的组织，其宗旨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19]按照其规定，每一旗包括五个甲喇，每一甲喇包括五个牛录。牛录是八旗的基层单位，每一牛录编有300人。从牛录到旗合计，每个旗下辖7500人。战前努尔哈赤号称统八旗兵马10万骑，实际上当时他手中只有220个牛录，最大战斗力约为66,000人。而从日后各方资料汇总分析来看，萨尔浒战役的高潮阶段后金军动用兵力应在5-6万之间。因此战前，明军统帅杨镐所认为“奴酋精兵约六万余”[20]的分析与事实也较为接近。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元月初二，后金军已经获悉明军将于今日大举征伐，并加紧备战。随后后金大贝勒代善率领5千兵马防守扎喀关（时称三道关），抵御明军可能的进攻。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也亲率大军征讨叶赫，截取屯寨二十余处。时至22日，努尔哈赤又谴使于明营，商讨双方谈判罢兵之可能。部分学者曾认为此举是努尔哈赤认识到己方实力薄弱，希望和平了事，但这种看法实在经不起推敲，仅从努尔哈赤前后灼灼逼人之气焰来看，很难想象其有真心和谈的意向。
2月14日，杨镐所遣降人到了后金，对后金之要求予以驳斥，并告之将于近日大举进剿。这无意于向对手发告宣战，同时也等于将自己进攻的大致日期告于敌人，如此自掘坟墓之举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杨镐其人兵略之浅薄。
在进一步确定了明军的企图之后，后金又于2月15日，增派1万5千人到萨尔浒地区，修建石城工事。进入3月，后金南、西两边哨探先后发现明军行动的征兆。至此，努尔哈赤已经看出明方军事战略意图：根据前方哨探的情报，明军首先暴露南路军是另有所图，待到将后金主力吸引而来，再从西路抚顺地区出击，直捣赫图阿拉。因此他立即作出了一个判断---先集中兵力攻打明西路军。随后，努尔哈赤向诸贝勒大臣宣布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应对策略，即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21]。
这种策略在后来的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前所述，明方虽有总体兵力优势，但杨镐却把手中兵力一分为四，而努尔哈赤却在一切场合都保持了以他的全部兵力攻击的机会。这样又导致了局部战场上各部明军兵力上的实际劣势。
IV 明军开始进军与杜松、马林两部的溃败
时至1619年2月中旬，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成。明方各路即准备大举进军，但可惜天公不作美，自16日起辽东地区普降大雪，无奈部队不得不将出发日期从21日改为25日[22]，致使日期大为延误。加之之前明军之行动计划已被后金所获悉，由此明军就更无多少胜算了。
杜松所率西路明军于2月29日兵发沈阳，后急出抚顺关，于3月1日抵达抵达浑河萨尔浒地区。萨尔浒，满语中是为木橱之意，历史上之所以称这整场战役为萨尔浒之战，就因为在萨尔浒这个地方打得最为激烈，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役之结局。当时此地地势起伏不定，山林茂密。随后杜松将部队分为两部，一部驻扎于萨尔浒地域，自己亲自率领万人渡河进攻吉林崖。
杜松其人，明朝之勇将，但可惜有勇无谋，努尔哈赤称之为“杜疯子”。战后，明人认为由于他未能等待友军的到来而卤莽冒进，后来招致失败。后来，经略杨镐指责杜松“违律丧师”，即未按规定日期提前进军，置火炮部队于不顾，渡过浑河，孤军冒进后至背水而战，全军覆没。但实际上杨镐的措辞，完全出自监察御史陈王庭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可信度值得怀疑[23]。
在渡过浑河之前，天色已晚，士兵随从皆劝其留步，杜松不从。后杜松又卸下战甲，饮酒醉后裸骑径渡。当时浑河水势湍激，众多士兵竟溺死于河中[24]，而后继之炮车部队未能及时渡河，但杜松亦未察觉。根据《明实录》记载，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应为3月2日，而实际上杜松是在3月1和2日之间的午夜起程渡河的，这在技术上和他得到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25]。而炮车部队未能渡河的原因则是当日河水湍急，炮车无法徒涉，火药则易被浸湿，故将火炮部队置北岸，此原因后得到炮车营长的证实。因此杨镐前两条对杜松的指责都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杜松真正的错误是由于其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26]，终至不得不背水而战。
当日西路军数万人均已涉渡，随后杜松军前锋部队攻克后金军二座栅寨，俘虏敌军14人。于是，拟于初二日至二道关，与李如柏的南路军会合后并进。但随后杜松却对原计划置若罔闻，继续率孤军突进。当时后金在萨尔浒地域仅为1万5千人，且多为人夫，俱无器械，正在筑构工事[27]。见到明军来袭，即迅速避其锋芒，转移至苏子河东边的吉林崖。明军遂进军追赶敌军，结果其尾部遭到隐匿于山谷地区的后金400骑兵的伏击。随后，吉林崖处的后金步兵也与之汇合，接连向明军发起冲击。杜松以为他们是薄弱环节，包围并进行攻打，双方激烈交战，但远无决定性之效果。
吉林崖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杜松军数攻不下，与此同时还要受到后金守军的反击，战况进入胶着状态。这样吉林崖的后金军就为努尔哈赤主力部队的回援争取了足够的时间，明军即将大难临头。
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根据情报判断出东路军刘綎部实系佯攻，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而自己集合主力部队前往萨尔浒。此时的明军已分为两部，一部攻吉林崖，另一部屯于萨尔浒山上。后金军为解吉林崖之围，即派骑兵1千人从明军侧翼插入。不久之后他们即与吉林崖附近的后金步兵会合。随后，努尔哈赤与诸将们部署了作战计划，以右翼二旗兵力去加强左翼四旗。用最大的力量去攻打萨尔浒山上的明军。紧接着，又命令右翼剩余二旗兵监视界藩山上的明军。由此，先以右翼两旗于苏子河东岸暂取守势，再以左翼六旗主力攻击萨尔浒的明军[28]。
午时，双方展开决战，此时天色阴晦、咫尺难辨。后金主力骑兵部队直插明军萨尔浒大营，这种战略部署，实出明军意料之外，大敌即至，明军大营随即陷入混乱。
在交战之中，明军以火把照明，试图用火炮杀伤敌骑兵部队。但由于气候严寒，加之天色昏暗，后金军又多骑兵机动性极强，而明军火炮沉重，实在难以发挥威力。之后，后金军借明军火把的光亮，集矢而发，明军遂伤亡惨重。
在后金铁骑的反复冲击下，明军败局以定，萨尔浒大营瓦解。之后，后金右翼两旗的兵渡过界藩山南的河流，与左翼六旗合攻驻守于山咀的明军。前有敌军步兵的反冲锋，后有敌军大队骑兵进击，苏子河东岸的明军残部也逐渐不支，其主将杜松虽英勇异常，督队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中流矢阵亡。与此同时王宣、赵梦麟等皆相继败亡，士卒死亡万余人，至此明西路军已不复存在。
在歼灭杜松西路军之后，努尔哈赤随即移兵北上，转而对付马林之北路明军。
明北路军统帅马林，遇事懦弱保守，缺乏主将的素质。早在出师之前，监军文官潘宗颜便上书经略杨镐，指出“林庸懦，不堪当一面，乞易他将，以林为后继，不然必败”[29]，杨镐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可惜事后战局的发展不幸为潘宗颜所言中。
马林的北路军原计划从靖安堡出边，后来变更计划改走三岔儿堡，于3月1日屯于稗子峪。翌日，行军至尚间崖[30]，传来杜松军败没的消息，军中哗然，不敢前进。之后，后金军哨探发现明军之踪迹，遂将情报送至大贝勒代善处。第二日，代善率三百余兵赶至明军驻地。双方尚未接触，马林即命令部队向西撤退，仅留下监军文官潘宗颜殿后。
随后，明军将部队分驻三处[31]：
一部由原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所领车营步骑向西退于斡浑鄂谟，并凿壕列炮，以备攻守。
一部立营于尚间崖，由马林亲领在那里布阵，绕营凿壕三道，置火器于壕外，以骑兵继后，壕内的明兵皆下马站立。
一部趋东南方向，由潘宗颜所领，驻于尚间崖之西的斐芬山，担任殿后工作。
3月3日，努尔哈赤与其第八子皇太极率领1千骑兵直捣龚念遂、李希泌的车营。明军将士随即开枪放炮企图打退后金骑兵，但后金铁骑机动性实在太强，很快明军战车部队即没，龚念遂、李希泌战死。斡浑鄂谟的战局与之前的在萨尔浒的战斗极为相似，面对机动能力极强的骑兵大兵团，明军火器都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当时明军火器技战术的发展还远未达到战术革新之高度，缺乏独立完整的以军事科技产物为作战核心的理论与实战操典[32]。而后，在尚间崖和牛毛寨乃至开原、铁岭的战斗中，这样的情况也反复出现。
斡浑鄂谟的战斗一结束，努尔哈赤便立即回军转攻尚间崖马林本部。此时，明军主力亦开始移动，并变更队形，壕沟后之徒步骑兵亦已向前推进。后金两旗骑兵欲占山岗未果，遂两军开始激烈交战。后金尚未参战的六旗兵，不待整旅，及时赶到，又立即构成第二道攻击波，使明军无暇整顿。
明军仍以枪炮应战，但此战法，已在萨尔浒地域的战斗中被证明收效甚微。后金骑兵乘势猛冲，如是马林所部已经溃不成军，其残部被后金军驱入附近一沼泽地区，被任其宰割。明军副将麻岩战死殉国，官兵死伤数千，主将马林仅以身免，尚间崖下河水被明兵伤亡者的鲜血染红[33]。至此，后金军已经扫荡尚间崖明军主力，残余明军仅剩斐芬山的潘宗颜所部。
随后，后金军兵锋直指斐芬山。明军监军潘宗颜与游击窦永澄、守备江万春、赞理通判董尔励等带领一军，于山上结营，以战车为卫，这支部队可能也有近万人。在这次战斗中明军虽有时间占据防御阵地，但明军仍旧不能夺取战术方面的优势。而此时的后金军已无后顾之忧，遂集结全部兵力力冲潘宗颜军，双方鏖战数个时辰。经过反复冲击，明军战线业已软化，终于为后金军所破，全军尽没。监军潘宗颜与窦永澄、江万春、董尔砺等皆战死[34]。
前方明军主力遭到惨败的消息随后传到叶赫首领金台石、布扬古那里，叶赫军上下惊骇，未与后金军交锋便引军撤回。
战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等文件皆认为此战后金方是以1万骑兵消灭6万明军。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可靠，且不论战前马林所部根本没有6万兵力，况且战后明方还声称尚有1万骑终能退出战场回归原部队[35]。但无论怎样，明军北路军也已溃败，然而剩余两路明军之命运也已不容乐观。
V 最后的抵抗，刘綎部的覆灭
经过两日的休整，努尔哈赤已经得悉位于南方和西南的两路明兵正向赫图阿拉进军。于是，他随即决定先集中兵力攻打刘綎部，对李如柏部实施监视。努尔哈赤先后命达尔汉与二大贝勒阿敏领3千兵力去监视刘綎军动态，后又自率4千骑兵防御都城赫图阿拉，以备万一李如柏部乘机扑入，从此终全战役他不再往前方。
刘綎之东路军距离赫图阿拉最远，此路军自2月29日出发，但其却受到当地山势崎岖之影响，行军速度相当缓慢。至3月2日刘綎所部已进至深河，连克牛毛、马家等十五寨，斩敌三千余，深入腹地三百余里，军队士气很高[36]。但军中粮草日渐短缺，刘綎养子刘招孙以孤军乏食请求退兵，刘綎不从，誓不返旌[37]。
刘綎，明朝之骁将，曾率军远征缅甸、朝鲜，平罗雄、播州，立不世之功，威名镇海内。据史载，其所用镔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故天下人称之为“刘大刀”。且其制军极严，他的部队“行则成阵，止则成营”，为明军中少有的善战部队[38]。刘綎虽与杜松一样皆以英勇善战而驰名，但与杜松不同的是，杜松只是有勇无谋，而刘綎在某种意义上是智勇兼备。但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身经百战的宿将，在此战中犯了与杜松一样孤军冒进的错误，一切还需从战前说起。
与杜松、马林不同，刘綎本无贪功之意。但其却与经略杨镐关系不和，受到打击报复，故被遣至兵力最单薄的东路，其前途十分暗淡。
出师前，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曾问刘綎：“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
刘綎答道：“杨爷与俺自前不相好，必要致死。咱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而二子时未食禄，故留置宽田（甸）矣。”[39]
也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一代名将终于即将踏至不归路。
此时，东路军各部尚不知西、北两路明军业已失利。刘綎遂率军继续前行，并到达清风山。此时一后金间谍伪称明军，持缴获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以至赫图阿拉，故催刘綎进兵会战[40]。刘綎先前受杨镐排挤，若此役不立头功，将来势必为其所害。于是，刘綎便命各军加速进军，直至与打着杜松的旗帜的后金军相遇。至此，东路军主力也已陷入敌军包围圈内。
在此之前，北方战线崩溃的消息已经传至沈阳，杨镐大惊，急令东、南两路部队回撤。但由于前线距沈阳甚远，且其间地势崎岖，通讯极其不便。后来，南路李如柏收到了命令，东路刘綎却没有。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业已展开行动，其一部为代善所领，即出瓦尔喀什密林，待发现明军之后，继续前进，与此同时，后金军之动向也为明军所察觉。3月5日，明军登上阿布达里冈。之后，皇太极率右翼兵进攻，刘綎早有防备，其临阵指挥各支明军队伍，朝鲜火器部队跟随在后。依托各种火器抵御，遂后金军最初的进攻浪潮被遏制住了。
随后，大贝勒代善派出骑兵部队悄悄插入明军身后的朝鲜兵团。朝鲜军队战斗力极差，其装备低劣，一部仅为藤牌纸甲，就此一触即溃[41]。后金军得以迅速攻占西面的一些高地，借以辅助正面攻势，明军开始动摇。此后，后金军不断压迫明军后撤，使得明军终于退至瓦尔喀什山南的深谷一带。此地正埋伏着后金达尔汉辖、阿敏所部，待到明军行过一半，即刻从后面包抄，与前方的代善部实施前后夹攻。
激战中，明军主将刘綎左臂中流矢，继战，又伤右臂，犹奋抗不止，终至战死殉国[42]。其养子刘招孙也十分骁勇，赤手格杀数人，后亦战死，其部士卒突围者无几[43]。
此时明东路军尚有富察甸地域的康应乾所部，后金部队随即向那里的明军发动攻击。康应乾在之前已命手下明朝联军置火炮及鸟铳排列于纵深，试图抵抗。但之后，突起有大风吹向防御者之阵地，火器全部不能使用。后金军趁势冲击，明朝联军溃败，康应乾仅以身免。
此路最后一战是后金贝勒阿敏所部进攻乔一琦所部明兵及朝鲜援兵。朝鲜兵此时已经毫无战意，很快便随元帅姜弘立集体投降后金。而明军游击乔一琦血战三昼夜，孤立无援，被迫投至朝鲜军部，却未曾想到他们已经背叛明朝。朝鲜兵要捉拿他送给后金，乔一琦誓死不从，后跳崖自尽[44]，其余明军残部皆被交于后金。
时至3月8日，明东路军大部皆已败亡。
VI 战役后果
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大败，仅有李如柏之南路军得以保存，其部沿边赴沈阳，兼防开原、铁岭[45]，后总兵李如柏又因被怀疑有通敌之嫌疑，于一年后自殺以明志。此次战役明朝方面共损失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46]，当时人评价“覆军杀将，千古无此败”。
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大为震动。时任内阁首辅方从哲希望皇帝能在紧要关头出御文华殿。但此时的神宗早已身患重病，无法理政，并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47]。之后，更详细的战报传来，万历帝实感问题之严重，遂向兵部下旨，对杜松贪功轻进以致丧师表示痛惜，对马林的应援失期表示不满，要他带罪立功[48]。不久又下令将原经略杨镐下狱，定为死罪，然迟至崇祯二年正法[49]。
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仅3个月后，后金又下开原、铁岭，灭掉了明朝盟友叶赫，辽沈局势岌岌可危。尽管在这之后，明廷尚有熊廷弼可以主持辽东军事，不过很快，他却受到北京党争之牵连，万历帝驾崩之后，不久，熊廷弼即被罢黜，辽东防线于之后再度崩溃。
萨尔浒大败造成的恶劣后果还不止如此，在这之后政Ｆ的赋税不但未能降低，还在不断加重。更为严重的是，明朝辽东军队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这些士兵多逃入关内，后来不敢归伍，又恰逢连年灾荒，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四处抢劫作乱的道路。而正是这些士兵成为了日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最初核心，之后竟愈演愈烈，终于颠覆了大明帝国[50]。
萨尔浒战役之结果，除了明朝军事部署上的失误外，还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任人唯亲、政治混乱密不可分。自此，辽东局势发生根本改变，明朝永久的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并对后来Ｚ国之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明神宗实录》，卷194
[2]本文中所出现日期皆按Ｚ国传统阴历为准
[3]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下卷》，第9章，764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二版
[4]《明神宗实录》卷568
[5]《明神宗实录》卷584
[6]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第一部分，明朝的惊骇
[7]《明史·食货志》，卷78
[8]陈支平：《Ｚ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 [J] 1998.1
[9]也有资料中说号称20万人
[10]《明神宗实录》，卷580
[1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13]《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第2册，110页
[14]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第一部分，战后双方力量的对比
[15]马林之兵力后文还将有所叙述，其统帅明军兵力应该不超过2万人，但其军还下辖北关女真叶赫的部队，故兵力应该在2万-3万人之间
[16]包括朝鲜援军1万3千人，其下辖明官军不超过1万人
[17]或称中路
[18]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政Ｆ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此军制称之为“垛集军”。
[19]《清朝通典》，卷68，兵1
[20]《明神宗实录》，卷572
[2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1，《辽左兵端》。
[22]同[10]
[23]根据《剑桥Ｚ国明代史》等史料记载，事后监察御史陈王庭等人所提交战地报告完全是以四个幸存士兵所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这其中有三个士兵是执行侦察任务，只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而这之后更多士兵的证言又与这些结论相抵触。
[24]据《明史》记载，“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25]崔瑞德：《剑桥Ｚ国明代史》，第9章，满洲人的挑战
[26]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1619年的辽东战役 [J] 1998.9
[27]同[12]
[28]这里关于后金军部队的分配，《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的记载不一致，《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的记载是三旗用于苏子河东，五旗用于河西。黄仁宇在《1619年的辽东战役》一文中沿用其说，本文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29]《明史·潘宗颜传》，卷291
[30]几乎所有清方材料都说马林军于3月2日驻军于尚间崖，但明方却没有相关材料予以证实。本文系沿用清方材料。
[31]同[12]
[32]而根据《明史·戚继光传》等史料记载，民族英雄戚继光在任蓟州总兵期间曾发明了一套革Ｍ性火器战法，并在与蒙古骑兵的对决中占尽优势。其记于《练兵实纪》一书中，但可惜此战法未能在明军中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
[33]《明史·马林传》，卷210
[34]同[29]
[35]这里涉及到明方的具体损失，其中《明史·杨镐传》与《三朝辽事实录》记载相似，明军损失大致为“文武将吏三百，士兵四万、马匹二万八千”，鉴于明西、东两路军的重大损失，因此明方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至于后金方面，其战前预计马林一路有4万兵力，后来双方交战前夕，努尔哈赤又估计马林部总兵力为6万人，这无疑已高度夸大。
[36]谈迁：《国榷》，卷83、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40
[37]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第一部分，后金各个击破
[38]《明史·刘綎传》，卷256
[39]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
[40]同[21]
[41]在Ｚ国与朝鲜各种资料中，彼此相互推诿。其中朝鲜方面净说明军军事素质低下，经常抢掠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更有甚者，元帅姜弘立曾奏光海君云：明人轻重器械全无，纯赖朝鲜军实。但这些材料多与明、清两方材料观点相反，所以笔者认为更有可能是朝方在蓄意弥谎，借以推诿自己的责任。因此，笔者在选用相关史料时更倾向于中方文献。
[42]关于刘綎的殉国，各方记载不一，明方后来声称刘綎是战死，清方说是被俘后处死，朝鲜人又说他点燃他身下的火药而自殺。本文依明方说法。
[43]同[38]
[44]同[39]
[45]同[10]
[46]同[11]
[47]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下卷》，第9章，636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第二版
[48]同[36]
[49]《明史·杨镐传》，卷259
[50]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陕西农民首建义旗，注释（1）
